消防一事無外“防”、“消”二字。“防”是防范的措施，“消”是有效的手段，我國早在八十年代就將全國消防工作的方針修訂為“預防為主，防消結(jié)合”并一直沿用至今。

火在古時的地位比較尷尬，既有正月初四（一說除夕夜）把灶君接回來，此之謂接灶，又有古人畏火如虎，眾人言談只說“走水”，不談“失火”，敬畏參半，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大概就是那個年代老百姓的心情。說到火情，明末清初福建晉江人林嗣環(huán)對其中的情景描述尤其生動。“忽一人大呼‘火起’ ，夫起大呼 ，婦亦起大呼。兩兒齊哭。俄而百千人大呼 ，百千兒哭 ，百千犬吠。中間力拉崩倒之聲?；鸨?，呼呼風聲 ，百千齊作；又夾百千求救聲 ，曳屋許許聲 ，搶奪聲，潑水聲。凡所應有 ，無所不有。”大概是古人的防患意識比較強，亦或是古人有感同身受的切膚之痛。“于是賓客無不變色離席 ，奮袖出臂 ，兩股戰(zhàn)戰(zhàn) ，幾欲先走。”可以說口技者是牢牢把握住了人的心理，兩人齊哭可能是假。然而，“百千齊作；又夾百千求救聲，曳屋許許聲 ，搶奪聲 ，潑水聲。凡所應有 ，無所不有。”已經(jīng)是火燒眉毛了，怎敢不走？

水火無情，生命可貴，在“防”、“消”上，古人也有自己的獨到之處。《甲骨文合集》刊載的第583版，第584版兩條涂朱的甲骨卜辭，記錄了公元前1339——1281年商代武丁時期，奴隸夜間放火焚燒奴隸主的三座糧食倉庫。這是有文字以來，最早的火災記錄。 事實上，文字出現(xiàn)之前，先民們早已遭到火災的焚掠。為了生存的需要，我們的祖先早就開始了防范和治理火災的消防工作。當考古工作者，把一座埋藏在地下數(shù)千年的人類居住遺址，發(fā)掘并展現(xiàn)在世人面前時，我們驚異地發(fā)現(xiàn)，這些居住遺址，簡直就是早期建筑火災的見證。如果說二千年前西安半坡遺址，那一座半地穴式的方形小屋，因火災毀壞后留下的木炭還清晰可見，足以表明是一座比較原始的早期建筑火災現(xiàn)場遺址的話，那么五千年前甘肅秦安大地灣大型公共建筑遺址，就不僅僅是建筑火災現(xiàn)場遺址，那此在木柱周圍用泥土構(gòu)筑的的“防火保護層”和殘存的“防火保護層”中、涂抹于木柱上的一層堅固防火涂料（膠結(jié)材料），就更能證明我們的祖先，很早心前就在探索建筑防火的技術(shù)，其卓越成就，令今人驚嘆不已。

面對防范和治理火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法家和史家，則一向十分看重。 春秋早期在齊國任宰相，并使齊國富強起來，一躍成為春秋“五霸”中第一位“霸主”的政治家管仲，他就把消防作為關(guān)系國家貧富的五件大事之一，提出了“修火憲”的主張。春秋晚期儒家的創(chuàng)始人孔子，是我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他所作的《春秋》及其后世門人所撰的《左傳》，記載了火災23次，數(shù)量之多，居所記各類災害的前列，開了國史記載火災的先河。尤其難得的是對宋國、鄭國和魯國防范和治理火災所采取的消防措施予以詳加記述，并突出以人為本的思想。這此，都反應了儒家對防范和治理火災的重視。戰(zhàn)國時的思想家墨子，是墨家的創(chuàng)始人，他注重實踐，在《墨子》一書中，不僅包含著力學、光學、聲學許多科學原理，而且在防范和治理火災方面，也有許多獨到的主張。他在《備城門》、《雜守》、《迎敵詞》等篇中提出許多防火技術(shù)措施，既在設(shè)置、建造的具體要求，又有明確的數(shù)字規(guī)定，可以認為，這是我國早期消防技術(shù)規(guī)范的萌芽。黃帝時代的《李經(jīng)》，是我國最早的成文法典。到戰(zhàn)國時的法家李悝，集各國法之大成，著成《法經(jīng)》，已經(jīng)把防范和治理火災的內(nèi)容列入“法”的條文?！斗ń?jīng)》雖然全文已佚，僅存六篇目錄，但這一點則可從以《法經(jīng)》為藍本的后世成文法典《唐律疏議》中得到證明。 我們祖先在同火災作斗爭的長期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這種經(jīng)驗的科學概括最早見于《周易》：“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東漢史學家荀悅在《申鑒。雜言》中進一步明確提出：“防為上，救次之，誡為下”的“防患于未然“的思想。

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成立迄今四千多年來，歷代王朝都把防范和治理火災的消防工作列為國家管理公眾事務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并建立了相應的管理體制。在封建社會，作為國家最高領(lǐng)導人皇帝，直接過問消防治理，并發(fā)布相關(guān)的詔書，在發(fā)生重大火災時采取“素服、避殿、撤樂、減膳”等措施，甚至下“罪已詔”以自責，進行“反省”、“修德”，并廣開言路，片聽臣下的批評和建議。 西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夏四月，漢高祖的陵寢發(fā)生火災，漢武帝當即脫下“龍袍”，穿了五天白色的冠服，反映他對火災心有恐懼，采取了一種虔誠的自我的遣責任的第一道“罪已詔”。以后歷史王朝的皇帝，繼承這一做法。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皇宮三大殿發(fā)生火災后，明成祖在“罪已詔”中以極其沉痛的心情對治國安民的十二個方面進行深刻反省。清乾隆皇帝弘歷有關(guān)炎災的“上渝”，僅《中國火災大典》收錄的就達54次，為歷代皇帝之最。在嘉慶二年（1797年）十月二十一日，乾清宮不慎失火，此時弘歷已87歲高齡，身居太上皇位，但他仍承擔了主要責任，在“罪已詔”中說“皆聯(lián)之過，非皇帝之過”。

“修德正身”、“罪己反省”只是古人的無奈之舉，而提高消防意識，豐富消防知識，熟練消防技能，才是我們繼往開來的根本。